法国抗疫政策的失败及原因

10月25日，法国新冠病毒单日新增确诊人数突破五万，创历史最高值，疫情在法国第二次爆发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年初。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于30日起再度全国“封城”，这一措施将至少持续至12月1日。这也宣告了自疫情爆发以来法国实施的检测、隔离、追踪三步走的抗疫政策的彻底失败。如今疫情迅猛反弹，全国ICU病床使用率超过一半，新冠感染死亡人数也已超过36000人，法国进入疫情最高警报级别。纵然在经济下行的巨大威胁下，马克龙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封城”措施，这都说明法国前一阶段的抗疫政策在实施阶段遇到了种种问题，造成了疫情的大规模反弹，使法国同西班牙、巴西、美国等国家一起沦为全球防疫的“后进生”。

7月25日，法国开放了面向全民的新冠病毒检测，任何人即便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也可以在相关医学机构免费申请病毒检测。这一政策使法国的新冠检测量大幅提高，在八月的最后一周，周检测量达到百万。但是这看似普惠全民的政策却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后果。法国政府在实施全民检测政策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相关病毒检测机构和物资生产企业的实际负载能力。检测机构面临着检测试剂短缺的问题。伴随着八月底检测申请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从病人症状出现到实施检测的等待时间平均为3.8天。并且检测机构也不能保证在24小时后及时反馈检测结果。九月初，等待结果的时间甚至超过了48小时。上述情况带来了了检测前后长达几天的风险窗口期，民众在这一过程中并不能完全遵守隔离要求，为病毒传播创造了完美条件。传染病专家，病毒检测机构和试剂生产公司纷纷对这一全民检测措施提出质疑，呼吁政府针对法国实际情况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检测政策。

应对病毒传播的另一有效手段，“十四天”隔离法也在九月初被公共卫生指导委员会提出质疑：14天隔离期在法国的执行基本可以视为失败，因为严格执行的民众越来越少，而政府也没有很好地向民众解释这一隔离措施应该如何进行。在此背景下，总理卡斯泰在9月11日宣布隔离期由14天减为7天，以此帮助隔离人群在隔离后更好地回归社会生活。在日增长已然几千例的九月，这一举措无疑是在公共卫生和经济形势双重考量下作出的。世界卫生组织对法国的疫情增长形势表示担忧，认为这一缩短隔离时间的措施太过冒险。并且值得指出的是，总理卡斯泰在下达隔离时间缩短这一措施时并没有提出如何对隔离人员进行监控管理，单纯强调遵守隔离守则的重要性显然不能使民众自觉有效地进行自我隔离，从先前的“十四天”隔离法在法国的失败就可见一斑，相关监控和配套支持的措施不到位才是隔离政策失败的主因。

预防新冠病毒传播的另一重要手段是追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法国在五月结束全国隔离后也希望可以利用大数据追踪高风险接触者，如供公民下载的手机app StopCovid，但自发布起app的下载量仅230万次，远低于同类型app在欧盟其他国家的下载量 （意大利为500万次，德国为1800万次）。民众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过度担忧使利用手机蓝牙追踪病毒密切接触者在法国变得极为困难。而供医生、社保机构和地方卫生署记录确诊病例和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具Contact Covid和SI-DEP也因为数据缺乏和各机构间沟通不畅陷入停摆状态。由此可见，无法有效地追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从而切断感染链也是法国疫情再次大规模爆发的重要诱因之一。

法国抗疫不力既是政府多头治理的结果，也有西方民主制度深层次的原因。自疫情爆发以来，法国成立了数个公共卫生指导机构，如最高卫生管理委员会（HAS），最高公共卫生指导委员会（HCSP），法国公共卫生 （SPF），卫生总指挥部（DGS），以及18个地方卫生管理机构（ARS）。然而各部门的资源在疫情期间并没有被合理调配，与国家各部委间的合作和信息传达也出现了种种问题，如各部门对是否应该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言辞不一，检测资源匮乏，实行一刀切的全国隔离政策而不考虑地方情况。这种“多头治理”、“九龙治水”的局面导致法国政府应对在重大灾难的时候权责不清、缺乏协调，而预警、准备和应对等各方面工作则难以落实。从根源上来说，西方民主制度过多强调“民意”，而非“民心”：马克龙一个星期研究一次社交媒体的“民意”，群众要怎样政府就跟着怎样做；政府不是做人民群众的引路人，不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去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而是做了群众的尾巴。在九月初疫情反扑已经比较严重的阶段，总理卡斯泰在经济形势的压力下没有提出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仅仅是呼吁公民应尽到防疫的个人责任。法国这次疫情的反扑，既是其政客在疫情中极大失职的结果，也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深层次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