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从此失我师
——悲悼红柯先生
原中文系2000级学生 王磊光
一
从此世间无红柯。我的老师，竟这样不在了，仿佛天就这样黑了。
总以为来日方长，江湖随处可见，但年不满56岁的红柯师、身体向来健壮的红柯师、还有许多作品有待完成的红柯师，竟在瞬间，殒熄了。就在发病前的两个多小时，也就是二零一八年正月初九零时左右，在微信上他还为我的近作点了赞，到了凌晨四点四十六分，他却彻底没有了。
红柯师逝世的第二天夜里，我赶到了西安。悲痛欲绝的师娘紧握我的手，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红柯很少在家里评论别人，但他经常讲到你，每次说起你的时候，就眉飞色舞。”老师啊，我当然知道您对我充满期待，但是这十多年来，我又做出了什么成绩、写出了什么响当当的作品，才配得上您的栽培啊！
不见红柯师，已近14年了。哪曾想到，2004年夏天的合影，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这14年间，为生计和理想所折磨的我，不是陷于庸常的泥淖，就是颠沛流离，十几年间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陕西，也一直没有机会在其他场合与老师相遇。我与纯粹的文学，也似乎越来越远了。但十几年间同红柯师的联系，却从未间断过，最开始主要是借助于电话和邮箱，微信兴起后，便与老师有了更为密切的互动。交流的重点，依然集中于阅读、写作和人生，以及红柯师最新的动态——每隔几天，我就要百度一下老师的最新消息。老师对我最多的提醒是：不要放弃写作。
其实在心灵深处，我渴盼的是，等到有一天我写出了重量级的作品，再当面向老师奉上。每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在内心最隐秘的地方都是多么骄傲而羞涩啊。就这样，近14年的时光，过去了，断裂了。
我并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却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与我的老师再次见面，身上怀揣的是老师签名寄赠的《太阳深处的火焰》。
夜里，我与另外一位同学在老师家中守灵。——这位同学也曾热爱文学，虽不常写，但爱读书，亦珍藏了老师的不少作品，对于老师当年的写作课也同样记忆犹新。
可是家里已没有了红柯师的肉体。
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没有了肉体的屋子，老师的灵还在这里吗？
但我又觉得，老师的灵，的确仍留在这装修简朴的屋子里，就在他那海量的藏书中，在他那数百万字的作品里。
书房的墙壁上全是书，地上也到处是书，老师就在书的包围中写作。那张用来写作的桌子，桌面发黑，桌边发白，从宝鸡到西安，伴随他已二十余年了。就在这张书桌上，红柯师写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老师向来相信万物有灵，他和这桌子也一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书房里放着两把椅子和一张小凳子，其中一把木头椅子的四条腿用白色带子绑了起来。客厅的两面墙上，也都置有高大的书架，塞得满满的全是书。阳台堆着很多箱子，亦装满书，其中有几只木头箱子，难道就是当年老师用来把书打包去新疆，又把书打包回来的那些箱子的一部分吗？
红柯师文学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师娘的支持。当年，同样是文学爱好者的师娘，跟着红柯师一起远走新疆。“我刚到新疆，跟你老师不一样，我感觉很不好。在很多方面我也试图改变他。但是他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跟别人不一样，走到哪里，就能沉浸到里面，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东西。他看过的好书，就让我再看一遍。结果是他把我给改变了。”师娘说，“我们也吵架，但他从来不生我的气。”红柯师的写作一直停留于手工艺时代，他写出手稿，再由师娘在电脑上打出来，师弟杨扬长大后也参与到了其中。师娘说：“我们去年就没有过年，你老师把作品写出来后，杨扬帮忙打出来，我先校对一遍，他自己再校对一遍。”
从1996年以《奔马》和《美丽奴羊》成名，到2017年《太阳深处的火焰》出版，二十年间，红柯师写出了十几部长篇，一百多部中短篇，几百篇散文 。他写得太苦太累了，他为文学献出了生命！而师娘和师弟，也牺牲了多少常人在日常生活中该拥有的“小确幸”啊。前不久，红柯师为师娘买了一套衣柜。师娘说：“我更习惯把衣服放在箱子里，让他不要买，但他一定要买。”这套衣柜，大约是红柯师送给师娘最后的礼物吧？
需要备两本红柯师最爱的书，在第二天火化时，让他一同带走。师娘方寸早乱，但还是想到了《金蔷薇》，这是老师的文学启蒙书。我想到了《蒙古秘史》，红柯师曾说这是一本他不敢读的书，每次只读几行。可是在堆积如山的书库里，又如何能将这两本书寻出？
师弟杨扬说：“我知道我爸想要看什么书。”他到房间里取出了两本新书，一本关于世界多位著名数学家的人生，一本关于丝路文化。“这是我爸一直想看的书，我刚给他买到的，他还没有来得及看。”
两本书都与文学无关。杨扬坚决不同意给父亲烧文学书。
也好，也好吧，如果有来生，祈愿红柯师不再做作家，而做学者，学者往往多寿。
夜深时，风从窗外进来，吹动屋子里的花圈和挽联。我静静地听着那些响动，觉得老师的灵，真的仍在这屋子里运行着。
每次上香时，我都不敢直视老师的遗像。老师在看着我。
我想到了责任，又感觉到虚妄；我想到了成就，又感觉到悲凉和渺小……
我追问意义，可是在确定意义之前，得追问生命是否可以轮回啊……
如果人生皆有定数，我才能原谅这样一种命运！
二
虽然我从小就热爱文学，但是真正摸到文学的大门，毫无疑问是得益于红柯师的指引。
还记得，红柯师走进课堂讲的第一句话，便是让我们不要看《写作》教材，因为编者自己不懂写作，讲出来的东西是错误的。
与我一同守灵的同学，至今还记得老师的备课本：“我偷看过他的备课笔记，只写了四条。两节课下来，一条还没有讲完。”的确是这样的。红柯师把每一次上课，都当作一次激情澎湃、酣畅淋漓的即兴创作。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里游的，看得见的、看不见却想象得到的，无不是现场发挥，信手拈来。还记得，红柯师的第一堂课是讲“中文的特点”，第二讲是“非技巧因素”，第三讲才进入“技巧因素”，第四节则是“作者论”……有时，他忘记了有的主题在上一次课其实已经讲过，重复讲的时候，使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话，列举的是完全不同的例子。
“写东西的关键是激情。人的激情是生命的神动。”
“学生在读大学期间，要滋养激情，滋养生命意识。”
“语文的目的是要培养悟性。”
“人的智商和心理都有取向性，所以，学习的过程就是发现自我。”
“生活中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最佳的表达方式，人类孜孜以求的就是找到这种表达方式。” “好文章跟人一样，是活的生命。”
“世界上很多名著中的有些形象与书本主题无关，不忠实于写作原理，却忠实于生活原理。”
“文字与作者的生命融于一体，这是成为一个作家的条件。”
“一个写作者在文史知识之外，要了解本时代最一般的科学常识。”
“一个写作者，不管你的知识多么全面，在写作的过程中，一切都不存在。”
“当一个作家对社会、政治、历史的看法与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一致的时候，这样的作家便是文学家。”
…………
从笔记本中随意挑出的这些句子，都是红柯师当年在课堂上的自由口述，每一句话都可作为我一辈子的指导。而每一次课上，他还介绍了大量的书籍，除文学作品之外，哲学、历史、音乐、美术、政治也都无所不包，例如《中国艺术精神》《艺术中的精神》、《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画论》《太平杂说》《昆虫记》《作为意识和表象的世界》《焚书》《蒙塔尤》《惩罚与训诫》《权力与荣耀》《单向度的人》……这些，成为我早年的阅读书目。
红柯师的知识结构，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大约是无与伦比的。在《收集生命的影子——评<太阳深处的火焰>》这篇文章里，我写了这样一句话：“‘作家中的作家’这样一种说法，因这种极不轻松的阅读而从我的脑海中冒了出来，久久盘桓不去。”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出来的时候，恰恰是这句话被删去了。
我曾数次劝红柯师将他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在“创意写作”大盛的今天，必大有市场。跟复旦出版社的编辑李又顺老师，我也提及此事，他亦十分感兴趣。但红柯师说，他还有很多小说要去写，等到七十岁的时候再来做这个工作。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绝响，成了红柯学生记忆中永恒而不可复制的风景。
红柯师上课，从来都是他一个人在激情演讲，他骑在马上，挥舞大刀，冲锋在前，带着我们在广阔的原野上纵情奔驰。但也会不时停下来，提醒我们：“下面这句话，你们记下来。”我们所记录的，全是“红柯语录”。 唯独有一次，他让我们抄录了荣格的话。多年后的今天，突然翻出这段话，顿觉触目惊心：
“艺术家不是拥有自由意志、寻找实现其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他实现艺术目的的人。他作为个人可能有喜怒哀乐、个人意志和个人目的，然而作为艺术家他却是更高意义上的人——集体人——是一个担负着人类无意识精神生活的人。为了行使这一艰难的使命，他有时牺牲个人幸福，牺牲普通人认为使生活值得一过的一切事物。一个艺术家从出生那天起，他就被召唤去完成一种伟大的使命。特殊的才能需要在特殊的方向来耗费巨大的精力，其结果就是生命在另一方面相应地枯竭。”
还有什么语言，能比荣格的这番话，更适合用来为红柯师的一生作注啊！

三
过去的14年间，我先后写过几篇与红柯师相关的文字。其中一篇散文，写于2007年11月，2010年6月发表于《青春》杂志，这篇散文的题目就叫 ——
红柯，红柯
我想，我一定会常常记起2002年的夏。
2002年的夏，暑假快要开始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找书，在角落里翻出一本破旧的小说——《芥川龙之介小说选》。因为电影《罗生门》，我才注意到这位日本文学天才。翻开书，看到书后还附着一张陈旧的登记卡，登记卡第一栏赫然写着“杨宏科”三个字。杨宏科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红柯先生。我禁不住一阵惊喜。再看借书日期，却正好是我借书的头一天，当然不是2002年，而是二十年前的头一天。后来又读到红柯师早期的小说《林则徐之死》，才明白芥川龙之介的确对他有着影响。跨越整整二十年，与红柯师在一本破旧的小说上相遇，我相信这是一种缘。宇宙万物之妙皆在一个“缘”字当中。想起2000年高考前夕，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几位作家走马黄河的消息，第一次，我才知道中国有个作家叫“红柯”，但当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我也未曾追问，红柯，到底是怎样一个作家。没想到几个月后，我竟成了他的学生。那时学校里到处都在传说红柯的名字，但直到第一次写作课后，我才知道，这个个头不高、头发卷曲、声音浑厚、面露虔诚之态的西北汉子就是作家红柯。在大学的第一次作文评点课上，红柯师第一个称赞的是我的作品。他让我们完成一篇，我交上去两篇，两篇都得到他的好评，尤其是名为《最可怕的是不是鬼？》这篇跨文体写作得到他高度评价，还让我将这一篇抄写整齐交给他。我相信，我跟红柯师的相识相交是一种极大的缘。使用这种登记卡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我清楚地记得，2002年的夏，在登记卡最末一行，我慎重地填上了我的名字、借书日期。
我想那本破旧的小说一定还藏在母校图书馆某个清冷的角落。我想那张登记卡也一定还附在小说的后面。我想，我一定会常常想起2002年的夏。
我热爱真理，但我首先必须热爱我的老师。我常常渴望写一写自己的老师，却迟迟没有动笔，苦于找不到最准确的语言。红柯师曾给我们讲：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构思的问题。但对于自己熟悉的老师，我的构思该从何处开始呢？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单纯地希望，能够拥用一支朴素的笔，为老师写一张素描，也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是他的弟子——这个，自然是隐藏在我心中永不熄灭的骄傲。但无论是我的笔，还是我的口才，都太拙，每每谈到红柯师，我竟然找不到更好的话，老是这样开头：“我的老师红柯先生不到四十岁就把双鬓写白了……”
我常常看见红柯师在校园里走动，面色凝重，目无旁骛，一言不发。我就知道，他又在构思一部新作。红柯师原本是一个口若悬河的人，但沉入创作时，他就成了一个沉默如谜的人。难怪海明威要说：写作，在它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红柯师也跟我们说过，在他构思作品的时候，遇见的任何人都成了他眼中的符号，连他的妻子也不例外，据说为此，妻子没有少埋怨他。就是这么一个始终远离繁华灯火的人，就是这么一个总在心灵世界中漫游西域的人，写出来的作品却是元气淋漓，光芒万丈。曾有人把红柯小说比作梵高的《向日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至今我还记得大学时代读《美丽奴羊》《奔马》《帐篷》《雪鸟》等小说时的那种如痴如醉的样子，原来小说还有这样写的啊！红柯师以诗意的激情和诗意的审美热烈地叙述着他的西部故事，像酒神的祭司，他要走遍神性的大地。
红柯师曾说，读书要有霸气，写作更要有霸气。从他身上，我感觉到了这种霸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留校的他，毅然放弃眼前安逸的工作，带着自己收藏的1500多本书，顺着丝绸之路，向西，一直向西，走到新疆奎屯。那时候他仿佛听到成吉思汗的蒙古兵在喊：“奎屯！奎屯！”就是“冷啊！冷啊!”的意思，他这才停了下来。他就喜欢这样寒冷的地方，坚持在零下二十多度冷水浴。奎屯好地方啊新疆好地方！十年壮游成就了他。2001年，血性之作《西去的骑手》终于横空出世。我知道，在少年英雄马仲英身上，有着红柯师崇高的精神寄托。
2004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红柯师送给我两本诗歌民刊。我很奇怪作为小说家的他没有送给我小说而是送给我诗刊。后来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大片大片地向后退去，一直退到遥远的记忆里，我才猛然醒悟：红柯师的文学创作正是从诗歌开始的；而当今中国最好的诗歌可能多半出现在民刊之上。

四
红柯师逝世后的第一夜，母校中文系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师做了一个梦，梦见红柯写下一行字：“我本是上天派来的飞马，今当西归。”写完便撒手西去了。当我把这个梦向师娘转述后，师娘稍感安慰，叹息道：“真像他这个人啊！”
红柯师原本就是一匹天马啊。天马是上天放下来的，也会突然收回去，这是他的命运。
红柯师原本就是一匹天马啊。天马行空是他的根本思维特征。循着天马，才能真正进入他的作品。
西域的大漠、群山和草原，放纵了红柯师心中的天马，滋养了他的阳刚之气，也培养了他对待生命和文化的态度。大漠归来，从《西去的骑手》到《太阳深处的火焰》，红柯师的哲学观是一以贯之的，他认为《诗经》《史记》的精神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从《楚辞》往下，尤其是到了南宋之后，到了《金瓶梅》《红楼梦》那里，一种崇尚阴柔的美学思想日益占据主导。
天马是有着大想象的。天马越过天空，留下的不是脚印，而是脚印与脚印间的轨迹。在红柯师的创作思维里，想象并不仅仅是停留于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体现于：为两个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事物，发现或者建立一种联系。创造新形象，是每个小说家具备的本事，而为不相关的事物发掘联系，是绝大部分小说家偶尔才具备的能力。然而这却是红柯师的基本武功，可惜没有论者能够将这一点指出来。
天马行空，天马的轨迹是凌乱的。在谈及当代文学创作的局限时，我的博导王晓明先生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莫言现在是乱写，反而能写出一点新东西。”今天的文学，的确是越来越精美了，精美得像是放入了瓶子里的美人，越来越没有生气了。而“乱写”，是一种勇气一种开拓，既是对作者所占有的写作材料的挑战，也是对传统写作技巧和既有思想观念的突破。红柯，大概也可列入那种敢于“乱写”的少数几位作家之列吧？在我看来，《太阳深处的火焰》正是红柯“乱写”的集大成之作。
红柯师逝世后，贾平凹先生这样评价他的文学成就：“他是中国文坛少有的将西部民族意识、现代手法和浪漫气质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从长安古道到西域这条丝绸古道上的一个个现代神话，为中国西部文学开拓和构建了里程碑。”李敬泽先生说：“作为一名作家，红柯对中国西部的热爱，对西部的文学表现成就，在国内是罕有匹敌的。他是一位眼光超前、视野极其博大壮阔的一流作家，他的意义远远未被充分发掘。”

五
老师啊，学生无力偿还您的恩情，只能在文字中把您记住！
在送别老师后的校友聚会上，红柯师的第一届学生、一位素昧平生的96级师兄对大家说：“每次跟红柯老师相聚，他都会讲到王磊光。”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时任《青年文学》编辑的雪媛老师就对我说：“你的老师红柯夸奖了你。”2011年，葛红兵老师在北京与红柯师相遇，葛老师给我发来信息：“红柯说起你，充满了感情。”去年，在接待湖北作协代表团时，红柯师向他们推荐了我的书。
我知道，在西安，在北京等更多场合，在通过微信与朋友的交流时，红柯师都推举过我。
在评论家中，红柯师对我提及最多的便是李敬泽先生。虽然李老师小红柯师两岁，但红柯师却一直以之为师。红柯师甚至认为，他的《太阳深处的火焰》跟《青鸟故事集》，在创作精神上是相通的。红柯师曾对我坦诚提醒：李敬泽与我有着师生之谊，而你又是我的学生，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当面向李老师请教。可是能够遇见李老师的两次机会，我都错过了。2016年底，红柯师去北京参加作代会，让我把自己的书签上名，由他转送给李敬泽老师。但我却犹豫了，没有这样做。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本与理想的文学还有着非常巨大差距的书。
红柯师生前的一大愿望就是看到他的长篇小说走向世界。他曾不无遗憾地对我讲，他的中短篇有不少翻译成了外文，但是长篇小说还没有一部翻译出去。我被公派去加州大学进行为时一年的学习时，原本想借此机会向美国精通中文的文学教授和翻译家推荐红柯师的小说，红柯师也特地给我发来了《西去的骑手》《好人难做》《生命树》《少女萨吾尔登》《百鸟朝凤》等五部长篇小说的电子版。然而，较为深入地了解美国后，我却感觉无法做这件事：美国人对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是冷漠的，美国高校里的青年最熟悉的中国当代作家是余华和莫言，余华的名气似乎比莫言还要大一些；甚至，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文学的兴趣，也要远大于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因为毛时代的文学，在他们的世界里是没有的。就此，我很委屈地向我的美国朋友Jen询问，Jen告诉我：“美国人是非常自信的，他们从来都认为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他们不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漠不关心，对其他国家的文学也同样如此。”而且，文化研究在美国如火如荼，在高校的人文学院里，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文化研究类课程，愿意去关心红柯师这样的“纯文学”的，又会有几人呢？
直到今天，我依然没能力为红柯师长篇小说的译介做任何一点牵针引线的工作。在他生前，我甚至没有勇气向他解释整件事情，我装作是忘记了，对此保持沉默。——后来，我也似乎，的确像是忘记了。但是老师的突然去世，这件事又横亘在我心头。它突然变得十分地巨大，令我愧疚难当。
告别老师家的时候，韩春萍博士问我是否有意写《红柯评传》。我吓了一跳。红柯师活着的时候，我从没有这样想过；红柯师去世了，就更不会这样想了——红柯师于我就是一座精神之塔，任何碰触，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无力，甚至是一种破坏。
“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不是要给红柯老师看的，而是要给不了解红柯老师的人看的。”韩博士这样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我更不知道以后还能为大才未尽、壮志未酬的恩师做些什么。
我最后一次给老师上了香，跪下叩头，便转身离去了。
离开西安的那天夜里，我对前来送行的朋友说：“红柯师不在了，西部于我，不再是向往，而只是怀念。”
